
13岁被押进青楼股票配资开户公司,三年之内必须嫁出去,否则就得接客。
前夫临走撂下一句:离了我你若能活下去,我手掌煎鱼给你吃。
四个女儿、一分抚养费没拿到、工厂被炸没了,还在大牢里待了四个月。
就是这样一个女人,把一家小川菜馆开到杜月笙排队都进不去,最后捐给国家时,这家馆子价值15万美金。
01
1900年2月4日,上海贫民区,一户靠拉黄包车勉强度日的人家,有个小女孩出生了,父亲姓董,给她取名竹君。
这个地名叫"四马路"一带,是那个年代上海最底层的人聚居的地方,周围什么都有,妓院也有。
父亲拉车,母亲给人做帮佣,六岁送进私塾读了几年,识字、学了点诗文,这在当时那个阶层已经算是稀罕事。
但贫困这个东西,遇到生病就会快速塌方。1913年,父亲病了,家里揭不开锅,思来想去,父母做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的决定——把13岁的董竹君押进长三堂子,卖唱,不卖身,合同期三年,抵押价格300块大洋。
这300块大洋,换了一个13岁女孩三年的自由。
长三堂子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是高级一点的妓院,条件相对好,但规则只有一条:在接客之前,想办法嫁出去。三年期满,嫁不出去,就只能接客。
02
进了长三堂子之后,董竹君从来不笑,哪怕拍照也是满面愁云,客人们送了她个绰号——"不笑的姑娘"。
她天生丽质,嗓音又好,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局票,后来每天增加,一张局票唱一曲,堂子收一块银元,她成了老板的摇钱树,经常唱到嗓子嘶哑。
但她心里算的是另一本单子:三年期限,如果找不到可靠的出路,等待她的是什么,她不是不清楚。
董竹君后来在自传里写,她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件事,就是找一个真正可以托付的人,把自己带走。但在这种地方能找到什么人?抱着这个问题,她开始注意来的每一个客人。
1913年底,一个叫夏之时的人开始频繁出现。24岁当上四川省副都督,后来因为反袁世凯被通缉,躲在上海,做掩护才来这里,举止文雅,不入俗流,鼓励她读书,从不越矩。
这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03
四川副都督夏之时,当时的名气不小,和蔡锷并称,是辛亥革命里冒过头的人物。袁世凯当时悬赏3万银元捉拿他,他在上海躲着,来长三堂子完全是掩护身份用的。
董竹君对他动了心,但她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。她知道自己的处境,如果被夏之时拿钱赎走,和被人买了的物件有什么分别?
她提了三个条件:第一,不做小老婆;第二,送她去日本读书;第三,将来回国,你管国家大事,我管家务。
夏之时都答应了。
这三个条件答应下来,问题变成了怎么逃出去。堂子有人盯梢,夏之时的日本船票都买好了,再耽误下去随时有被捕的危险。
一天夜里,她设计骗走了看守她的人,趁黑溜了出来。婚后几天,随夏之时上了去日本的船。
那年她15岁,夏之时27岁,逃出青楼这件事,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为自由亲手冲关。
04
到了日本之后,夏之时在东京郊区租了一幢小独院,给她请了家庭教师,教日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,还有中文。
她的史地老师帮她取了名字,原本她小名叫阿媛,"篁者,竹田也",于是改名董篁,字竹君,"竹君"这个名字就从这里来。
这段时间是她这辈子头一次有机会系统地读书学习,在东京,她还认识了不少在日本留学的爱国学生,一起谈时局、论国事,这些接触彻底改变了她看世界的方式——男女平等、女性经济独立的想法,就是从这里生根的。
1917年,夏之时从四川来电报,说父亲病危,要她回国。她带着女儿,离开了日本。
一回到四川合江老家,封建大家庭的那套东西扑面而来。婆婆管着规矩,夏家一大家子人都盯着她,一个从青楼出来的儿媳妇,在那个环境里,要站稳脚跟有多难,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她的应对方式是买了一大批洋货,从老人到孩子,从家里的长辈到伙计丫头,人人都有份,先把人心稳住,再说别的。
05
在四川的日子,夏之时变了。
当初在上海的那个人,正直、充满进取心,但是离开了战场、丢了权力之后,他变得暴戾、封建,思想上越来越往后退。聚财、敛财,巧立名目设关卡、收罚金,精力都放在了扩张自己的地盘和钱袋子上面。
而董竹君这边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——她在成都东胜街开了一家富祥女子织袜厂,招收女工,1926年又开了飞鹰黄包车公司,那个时代的四川,这种事几乎没有女人敢干。
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。夏之时认为女人就该在家带孩子,不该抛头露面;董竹君认为女人有权经济独立,有权追求自己认为对的事。
家里连生几个女儿,她在婆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,有段时间夏之时拿起菜刀要砍她,她才下定决心,不能再拖了。
1929年,四川局势混乱,百业萧条,董竹君关了工厂,带着四个女儿去了上海,两人开始分居,约好分居5年。
四川报纸当时登了一篇报道,叫"夏之时家中难都督,将军街走出女娜拉",把这件事当奇闻写。
06
分居五年,两人没有和解。1934年,董竹君正式向夏之时提出离婚。
离婚谈判里,夏之时承诺给抚养费,后来一分没给。他临走时扔下那句话:离了我你若能活下去,我手掌煎鱼给你吃。
这话背后的逻辑很清楚:他认为她一个带着四个孩子、没有娘家可以依靠、净身出户的离婚女人,在那个年代根本活不下去。
董竹君净身出户,带着四个女儿,回到了上海。
那时候是1934年,她34岁,手上几乎没有钱,上海的那家工厂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被日军炸没了,她本人还因为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法租界捕房关押进大牢,待了四个月才被保释出来。
进大牢之前,她一手建起来的群益纱管厂已经变成一片废墟。出来之后,生意没了,孩子还在,夏之时的抚养费分文未见。
07
1934年底,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。
四川军火采购员李嵩高,是她的同乡,听说她离开夏家的消息,特地从购置枪支的款项里借出2000块大洋给她,话说得清楚,就是帮一把,这钱用来创业。
2000块大洋在那个年代不算少,但也绝对算不上多。
她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,也就是今天的宁海西路,租下了一底三层的小楼,装修、取名、备料,一点一点做起来。
店名叫"锦江小餐",锦江,取自成都那条锦江水,同时也寄托着她对唐代才女薛涛的敬慕——薛涛也曾是青楼女子,也在锦江边上活出了一段传奇。
她在那栋楼里首创了一次性卫生筷,楼上多设日式小间方便私密用餐,店里的菜单把四川传统风味和上海人的口味结合,环境布置得典雅安静。
1935年3月15日,锦江小餐正式开业。
08
开业初期,麻烦不断。
营业执照没有,她四处奔走去办;堂差跟客人起了冲突,她出面委婉处理;店里各个环节都要亲自盯,早出晚归,事无巨细。
她把规矩立得很清楚:来锦江的客人,不论身份,按先来后到,一律排队候座。这条规矩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滩,几乎等于把所有大人物的面子都踩在脚下——因为任何人在这里都不能凭身份插队。
凭借董竹君的名声——她毕竟做过都督夫人,又有日本留学背景——锦江的名气很快传开,社会名流、商界人士开始往来,连卓别林访问上海时,都特地点名来锦江,点了她的香酥鸭,赞不绝口。
饭馆的规模从最初的小餐馆,慢慢扩充到能容纳600人左右的川菜馆。1936年1月,她又在华龙路,也就是现在的雁荡路,开了锦江茶室,还在上海首创了公开招聘女服务员,这件事在当时可以说石破天惊。
就在生意越做越旺的时候,一件棘手的事发生了。
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,有一天带着手下来锦江吃饭,在门口等了将近10分钟,没有排上座位。
杜月笙这个人,平日里呼风唤雨,上海法租界里他说话就是规矩。在锦江门口被挡了10分钟,火气上来,冲着服务员喊——把你们老板叫出来。
消息传进去,锦江里的人都有点绷紧了。这种时候,要么硬顶,要么软倒,没有别的路,但两条路都是死路。
走出来的是董竹君,穿着旗袍,不慌不忙。
她没有当场跟杜月笙正面对视,而是转头对着自家的服务员开口,把"客人排队没排上座位"这件事,巧妙地说成了"是店里招待不周",既没有承认规矩的失误,也给了杜月笙一个台阶。
话说完,立刻把人引到二楼的雅间,好酒好菜伺候上来,那个刚才还想掀桌子的人,坐下来之后,火气莫名其妙就散了大半。
饭局进行到尾声,杜月笙开口说,看出来锦江生意太好,地方太小,想出一把力——说着拍出一张不小数目的支票,条件极其反商业逻辑:不要股份,不插手经营,就是以后来吃饭有个专属位置。
这笔钱,让锦江有了扩张的底气。
09
拿到这笔资金之后,董竹君的锦江进一步打开了局面。
她用这笔钱扩了场地、招了更多人手,在菜品和服务的细节上继续打磨。锦江的名气越来越大,客人里不只有上海本地的名流,外国人、南京来的政要,全都往这里走。
那个年代,锦江还承担着另一重身份,对外不显山露水,但懂的人都知道:锦江是进步文化人的聚集地,也是地下党工作的一个中转点。
夏衍、潘汉年时常光顾,郭沫若1937年7月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,担心食品安全,董竹君专门安排锦江的人给他送了一个多月的饭,一次都没断。这件事她没有声张,只是做了。
锦江,在外面是一家菜馆,在里面,是一条用餐桌和炒锅遮掩着的红线。
10
1940年,局势变了。
上海在日占区和租界之间摇摇欲坠,锦江的资金出了问题。董竹君决定去菲律宾,两个目的:一是看望在那里的大女儿,二是给锦江凑款。
她以为这趟出去很快就能回来。
结果太平洋战争在那年年底打响,马尼拉一夜之间落入日军手中,她和大女儿被困在那里,寸步难行。在菲律宾的日子里,她们还曾被误认为是日本间谍,险些出事,幸亏有朋友帮助才脱了险。
这一困,就是五年。
1945年初,她才搭上一艘难民船,颠簸着回到了上海。
11
回到上海,等着她的是另一场乱局。
锦江两店在她不在的五年里,由代理人管着,没想到贪污横行,经营一塌糊涂,更要命的是,房东那边也想把房子收回去。她拼了命筹备资金,一点一点把这个摊子保住,才没让自己十几年的心血落入别人手里。
1945年那年夏天,按照新四军城工部的指示,董竹君还护送了一批青年去淮阴解放区,把对外做餐饮的锦江,变成了一条秘密输送线。
这条线她没有对外讲,后来的文献里偶尔才能找到一点踪迹。
同一年,她又按照指示,出面买下了上海马浪路377号的一处印刷所,作为地下党的秘密印刷据点,出版印刷进步书刊和文献,对外挂的是普通商业招牌,没人看出来里面在干什么。
一家菜馆,把上海滩最危险的那些事,藏在了最日常的烟火气里面。
12
1951年,一个改变锦江命运的决定从上海市委和公安局那边传过来。
新中国成立没多久,上海需要一个安全、可靠的高级场所,用来接待中央首长、高级干部和外国宾客,但又不能以政府名义公开出面办理,经由潘汉年等人联系,找到了董竹君。
她听完,没有犹豫。
1951年6月9日,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合并,搬进了茂名南路原华懋公寓,挂牌成立——锦江饭店,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,就这样开起来了。
这一次,她把16年含辛茹苦经营起来的两家店,连带当时价值15万美金的全部家业,一分不留,全部交给国家,连自己住的花园住宅也一并交出去了。
为什么能这么做?她在自传里说,那是她认为对的事,就去做。
没什么别的原因。
13
捐出去之后,日子并不是外面想象的那么平顺。
她的职位从锦江的实际管理者变成了"顾问",开会有时候不通知她,饭店里各种事务她说了也不算。1954年公私合营之后,她彻底退出了锦江的实际管理。
经济上也出了问题。捐出锦江和住宅之后,她自己的生活只能靠子女补贴。
但最让她心如刀割的,是1986年那件事。
锦江饭店成立50周年,她在北京看到一本纪念册,上面记载的锦江饭店历史,把她的名字和创始人的位置全部抹掉了。
那年她已经86岁。
她没有沉默,开始四处奔走,讨一个说法。周围的人劝她,说你都快90的人了,还计较这些干什么。
她不听。她知道,对她来说,锦江不是一家生意,是她用半辈子血汗建起来的东西,她的名字被从里面抹掉,她不能答应。
最终,她得到了正式承认,锦江饭店的创始人,白纸黑字,写了回来。
14
至于那个曾经嘲讽她"离了我你若能活下去,我手掌煎鱼"的夏之时——
1950年,夏之时以"组织策划土匪暴乱"罪名被枪决。
27年后的1977年,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经仔细核查后,宣告为夏之时平反,恢复其辛亥革命志士的荣誉。
这份迟来的正名,夏之时本人已经不可能知道。
1967年,董竹君因"特务嫌疑"被捕入狱,直到1972年才批准外出就医,1973年5月宣布释放,1979年3月正式平反,恢复全国政协委员一职。她一届都没落,连任了七届。
15
1997年12月,有人到董竹君北京的住所,给她做了一次专访,节目叫《读书时间》,她在镜头前谈了56分钟,精神还好。
节目播出之后不久,她因感冒引发并发症,离世,享年97岁。
1900年生,1997年走,这个数字几乎和她的人生弧度一样让人难以置信——和一个世纪同龄,把那一百年里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大事,全都亲历了一遍。
她的自传叫《我的一个世纪》,1997年出版,留在了书架上。
那个曾经被人估价300块大洋、被人断言"活不下去"的女人,最终把一家国宾馆留在了上海,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记录留在了档案里,把这个名字——董竹君——留在了一个世纪的记忆里,谁也没能抹掉。
史实来源:本故事来源:《我的一个世纪》(董竹君自传)、《世纪人生》纪录片、维基百科"董竹君"词条、上海党史网、南通网相关报道。本文依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历史故事,有些部分可能会在历史细节进行了合理推演。凡涉及推测性内容,均基于同时代的社会背景、文化习俗和相关史料进行合理构建,部分细节进行了文学性渲染和合理推演,有部分为艺术加工,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,请理性阅读。部分图片来源网络,或与本文并无关联,如有侵权,请告知删除;特此说明!谢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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